醉驾入刑已有14年。近两年，以醉驾为主的危险驾驶罪受到颇多关注，因为这一“第一大罪名”影响着数百万人，同时改革也正在发生。
7月21日晚，最高人民法院对外公布2025年上半年司法审判工作主要数据。数据显示，上半年全国法院受理危险驾驶罪一审案件12.1万件，同比下降14.96%，降幅明显。
自2023年12月“两高两部”发布新的司法解释优化醉驾入罪标准以来，危险驾驶罪案件起诉、受理数量在持续下降。不少人在期待拐点出现，不过，最高法称，上半年危险驾驶罪案件仍居刑事案件第一位。
增设前：醉驾事故引起民愤，严惩醉驾呼声日益高涨
“醉驾具有造成重大交通事故的危险性，因而醉驾入刑具有明显的预防性刑法的性质，是一种抽象的危险犯。”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陈兴良此前指出，立法机关试图由此减少醉驾导致的重大交通事故，从而保护公民的人身和财产权利。
我国在2011年完成醉驾入刑，对应的罪名是危险驾驶罪。当年审议通过的《刑法修正案（八）》增设这一罪名，规定了两种类型：一个是醉驾，一个是追逐竞驶，在2015年增加到四种类型。入刑之前，醉驾是违反交通管理法规的行政违法行为。
展开剩余85%醉酒驾驶为何要入刑？从当时的社会环境来看，醉驾导致的多起重大交通事故是直接的推动因素，如2008年底的成都孙伟铭案、2009年的南京张明宝案。孙伟铭无证醉驾，造成4死1重伤；张明宝醉驾，造成5死4伤，二人都触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，被判处无期徒刑。
这期间，民众要求严惩醉驾的呼声日益高涨。2010年，时任公安部部长孟建柱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报告时，建议在刑法中增设“危险驾驶机动车罪”。在此背景下，醉驾入刑提速。
增设后：案件量逐年攀升，2018年成为第一大罪名
醉驾入刑初期，官方释放严打的信号。公安部在2011年专门发布办案意见，指出“对经检验驾驶人血液酒精含量达到醉酒驾驶机动车标准的，一律以涉嫌危险驾驶罪立案侦查”。最高检也曾表态，对于醉驾案件，该批捕批捕、该起诉起诉。
由于醉驾型危险驾驶罪的法律适用存在争议，2013年，“两高一部”发布司法解释，明确：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，只要血液酒精含量达到80毫克/100毫升以上，就属于醉酒驾驶，当以危险驾驶罪定罪处罚。这一标准沿用了当时强制性国家标准中对醉酒驾驶的认定。
此后，危险驾驶罪案件量快速增长。记者查询官方通报，从全国审判数据看，危险驾驶罪在设立第三年就排到了所有罪名中的第三位。
在2013年的全国两会上，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第一次提及危险驾驶罪，从2011年5月入刑到2012年，全国法院共审结危险驾驶案6.6万件，判处6.6万人。随后逐年攀升，到2019年，达到31.9万件。
在2024年全国两会期间，最高法审管办负责人介绍，2023年，人民法院刑事一审案件收案123万件，居首位的是危险驾驶罪。“从2018年起，此类犯罪占比就高居首位，且呈现快速增长趋势，2023年危险驾驶罪同比上升15.3%。”
有多少人因危险驾驶成为罪犯？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周光权2021年接受采访时提到“每年超30万”。虽然危险驾驶罪对应的行为不只醉驾一种，但最高法之前发布过一份报告，分析了2014年至2016年前九个月的危险驾驶罪数据，其中醉驾占比99%。
中南大学法学院张杰在文章中提到，自2011年醉驾入刑以来，截至2024年初，全国至少有超过200万人因此获罪。
同时，醉驾入刑取得了明显的治理效果。公安部曾公布数据，在增设危险驾驶罪之后，我国每年因为醉酒驾车导致死亡的人数至少减少200人。2022年，公安部交通管理局负责人在新闻发布会上提到，酒驾、醉驾的发生率明显下降。
改革呼声：进入轻罪时代，一味打击不能实现预期治理效果
有学者指出，增设危险驾驶罪之后，进入刑事程序的案件远超出官方预计的数量。
当前，我国的犯罪结构已经发生深刻变化，轻罪案件占比已经从1999年的不到55%上升至近年来的85%以上。在轻罪成为我国犯罪治理主要对象的背景下，实务界和学界一致认为，轻罪治理要注重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，并不是一味地打击就能实现预期的治理效果。
最高检副检察长苗生明此前在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时也指出，我国传统治罪模式强调从严打击犯罪，司法实践中存在的“重打击、轻治理”现象，不仅造成治理越来越困难，还带来了不少打击“副产品”。尤其对于人身危险性低、主观恶性小的轻微刑事案件，过于强调打击只会带来更多的衍生案件及矛盾。
我国刑法设置了犯罪前科报告制度：受到刑事处罚的人，在入伍、就业的时候，应当如实向有关单位报告自己曾受过刑事处罚，不得隐瞒。这个制度设立的初衷是预防再犯罪。但严苛的犯罪附随后果，让前科人员在回归社会时面临较大的障碍。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在审查报告中指出，有的地方株连、波及前科人员的亲属，使他们的正当权利也受到限制。
“一个人犯了轻罪判了几个月，但是犯罪记录可能会跟随一辈子，后续找工作、子女升学等都受影响，这就意味着一个本来是轻微违反法律的人，可能会被推向社会的对立面。”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车浩此前在谈及轻罪治理时指出，这是成本、收益上的严重不均衡。
基于庞大的群体成为罪犯，以及回归社会后受到的限制，越来越多的声音提出，醉驾入刑的标准偏低且单一，随着刑法中增设的轻罪罪名增加，社会个体成为罪犯的风险在加大。
改革进行中：优化入罪标准以来案件降幅明显，且有望迎来犯罪记录封存
于是，在建立轻罪治理体系的整体部署下，醉驾治理成为改革的突破口。2023年12月，“两高两部”发布《关于办理醉酒危险驾驶刑事案件的意见》。与十年前的司法解释相比，最大的变化就是优化了入罪标准。
新的司法解释没有改变醉驾的标准，但改变了之前“超过80毫克一律入罪”的司法实践。通过把“具体情节”考虑进去，设置了血液酒精含量每百毫升80、150、180毫克三条线。首先，在80至150毫克之间的，如果没有司法解释规定的从重处理情节，不再刑事立案；其次，对于150至180毫克之间的，如果没有规定的恶劣情节，则适用缓刑；超过180毫克的，则判处实刑。
最高法李睿懿等人在《〈关于办理醉酒危险驾驶刑事案件的意见〉的理解与适用》中解释了优化入罪标准的原因。文章指出，人民法院受理的醉驾案件量自2018年起超过盗窃案件，连续数年位列刑事案件收案首位，不仅与多年来交通肇事、严重暴力犯罪数量持续下降形成反差，也不符合我国社会治安形势和道路交通秩序持续向好的趋势。醉驾属轻罪，但犯罪附随后果与其他重罪并无不同，因醉驾成为罪犯，不仅个人事业、生活和前途命运受到影响，也不利于家庭和谐、社会稳定。
新的司法解释自2023年12月28日起施行。在发布2024年上半年司法审判工作主要数据时，最高法指出，新司法解释实施半年效果显现。2024年1月至6月，危险驾驶罪案件一审收案14.3万件，同比下降12.93%。
今年的最高检工作报告显示，2024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危险驾驶犯罪32.4万人，起诉27.6万人，同比分别下降41.7%和16%。最高法工作报告显示，2024年人民法院审结的一审刑事犯罪案件中，危险驾驶罪案件为27.51万件，同比下降17.48%。
一方面是入罪标准的优化，防止更多人成为罪犯；另一方面如何让他们更好回归社会，国家也作出改革部署。
2024年7月，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部署数百项改革任务，其中一项是建立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。此后，《人民法院第六个五年改革纲要（2024—2028年）》《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审判工作的意见》均对此作出回应，明确推动建立这一制度。
我国刑法并没有区分轻罪、重罪，因此如何界定“轻微犯罪”将是这一制度确立的关键。学界和实务界通常将法定刑为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管制、拘役的犯罪界定为轻罪。观点普遍认为，最高刑为六个月拘役的危险驾驶罪是典型的轻微罪。
至于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何时、如何确立，目前尚无官方定论。此前，最高法研究室副主任喻海松在文章中提出，构建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属于立法层面的问题，无法在司法层面自行突破。就立法推进而言，最为理想的状况是刑法和刑事诉讼法联动修改。短期内修改刑法的可能性不大，可以考虑通过修改刑事诉讼法的方式在程序法层面先行开局，待刑法再次修改时再予补充，实现刑事实体法与程序法的有序衔接。
记者 行海洋
编辑 张树婧
校对 李立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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